不可控的世界里,我们还相信的事
一些年轻人进入神秘学的世界,然后呢?
上周,我给一位同事算塔罗,牌面显示他会跳槽,大家笑着调侃他。同事要我算算这个世界的运势,我开玩笑说我会折寿。当然,事实是没有任何需要你预测的东西了。
一年多以来,我们经常在选题会和聚餐中讨论神秘学,大部分时候是星座和塔罗牌,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。在我身边的圈子里,神秘学爱好者的浓度更高,大家甚至分出了不同派别,我也是其中一员。
电影《降临》里说,语言塑造思维方式。在神秘学的世界里,人们使用着一种非日常的语言,拥有一些浪漫化的思维方式,过着一种不太现实的生活。我和这个世界里的年轻人聊了聊,同时我也借这个机会,观察我自己的生活——用一位朋友的话来说,软塌塌的、面粉团一样的生活。
写稿的过程漫长而痛苦,写到后来,我越来越发现这篇文章其实关于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,关于我们在令人沮丧的当下,是如何活着。
把星盘当成一个智力小玩具
2021年9月,我第一天来编辑部开选题会,在既有的选题列表里看到一个有关神秘学的选题——“关于人类命运的田野调查”,我立刻被这个说法吸引了。
我设想这个选题与更高学历的年轻人相关。最近几年,我身边的圈子里,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星盘塔罗为工具,为自己的个性、运势和命运作注。
作为从小接受唯物主义教育,有一定学历、理论背景,也不缺乏谋生手段的年轻人们,他们接触乃至喜爱神秘学的原因与老一辈所谓的“封建迷信”多少会有所不同。
我想他们会带来一些新的视角,比如,有人将星盘视作一种“自我观察小道具”,有人觉得占卜的本质不过是阐释,有人将占星塔罗咨询视作一种“新型心理咨询媒介”。
我自己对神秘学感兴趣的角度就不太常规,我是用完全唯物的态度去研究这门唯心的学科的。对我来说,它就像是一种智力小玩具,里面有些叙事和语言的乐趣。
我是学编剧的,总是忍不住用戏剧的眼光看待神秘学。在戏剧创作里,我们常提到经典人物原型,而星座建立的也是人物原型。一个师兄曾经跟我说,星盘完全可以拿来写人物小传,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有细节的描述人的模型。
比如,这里有一个我使用随机生成的星盘参数写的人物小传:
年幼时沉默寡言,沉默中蕴藏着野心。潜意识中具有对家庭的强烈依恋,这种依恋可能出于童年时代母亲角色的缺失,需要一个母亲式的情人。有强烈的表现欲,需要舞台,有一种人生戏剧化的倾向。强势,主观,擅长打压,在亲密关系中带有毁灭特质,往往无法自控地伤害亲近的人。
我也可以按我自己的星盘写个人物小传:
热爱收集广泛的信息、广泛的生命经验,追求一种“体验派”的生活态度,有偏重小细节而非宏观大远景的倾向。这些素材可以化为很好的创造力,但需要自律。如果缺乏在某一领域长久扎根的精神,容易半生一事无成。
在情感的世界,往往对世俗上的道德规范更为漠视,情绪里带有一定抽离性,但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判断,因此容易被自己而非他人欺骗。
这些描述当然是一定程度上简化的,但它提供了一种情境,当你正好能够对号入座的时候,那种感觉有如精细的榫卯结构咔嗒锁上。
因此,我可以将星盘视作一种“自我观察道具”。但星盘叙事中的“我”像是我与文字合谋塑造的另一个人:一个和自己很相似,但各方面又都微妙地好一些的人。它不仅放大你的优点,还把你的缺陷描述得像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,从而撇去那些鸡毛蒜皮的难堪和狼狈——那些你真正无法面对的部分。
“神秘学本质上就是叙事学。”有一阵,我热衷这么对外宣称。但恰恰是这种叙事令我沉迷其中。那些“碰巧”“准了”里有一种微小的戏剧性,而这种微小的戏剧性带来的微小快感,像电流穿过皮肤。
有鉴于我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,编辑们觉得我可以立刻着手去操作。他们觉得这是个可以让我练手的题目,因为它简单、常规、背后的时代焦虑呼之欲出。疫情又使这个话题更具有当下意义了:人们对生活的确定性和掌控感被彻底打破,是不是更需要诉诸于玄而又玄的“天命”呢?
塔罗算出什么不重要
重要的是浪漫
2017年,我读大二,第一次接触到塔罗牌。那时会算塔罗还是件很时髦的事,室友贝拉把她收藏多年的塔罗牌专门从家里寄过来,给整个宿舍算命。她不仅研究塔罗、星盘,还读各种有关巫术、魔法的理论书籍以及文学作品。受她的影响,我们整个宿舍都掀起一股神秘主义的风潮。
当年室友给我算的事早已不再重要,但我始终记得那时的氛围。那副牌精美异常,是浅紫配淡黄的色系,铺在黑色镶银边的布垫上。几个人沐浴焚香,关上大灯,打起小台灯围坐在一起,很有几分神婆做法的仪式感。我拍了照,发了朋友圈,后来也买过塔罗牌,有段时间每天给自己抽一张,看看那一天的运势。
做这件事对现实生活毫无裨益,所以显得浪漫。我很快发现,我身边的神秘学爱好者,通通和“浪漫”两个字脱不了干系。
我的本科学姐华盈,大学时开始参加一位占星老师组织的定期聚会,讨论占星、身心灵相关的各种话题。2016年,她去剑桥读性别研究方向的硕士,著名的伦敦占星学院离得不远,每周她都会抽出一天,坐三四十分钟火车去伦敦占星学院听课。
华盈的人生听起来有些“想一出是一出”,在读完北大艺术史方向的本科、剑桥性别研究的硕士后,她又跑去宾大学了八竿子打不着的计算机,接着参与了一段和大数据相关的实习,最后去了云南的一个彝族村落做村学义务老师。
她在村子里租了一间老宅改造而成的小院子,租期20年,一共8万块钱。她的收入来源之一是在线上接一些占星咨询,频率随她的心情而定。此外,她也教一些艺术类的课程,有时候进城学跳舞,接一些商演,“除掉生活成本,甚至比在大城市过得更宽裕了”。
华盈说:“我这个人就比较偏浪漫,不管神秘学是不是真实存在的,但是有了它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有意思。反正人生就是这样,我们出生,经历一些事情,然后再死亡,在这个过程中加入一些别的东西,会让它更好玩一些。”
神秘学就是她往生活里加入的东西,计算机也是,归园田居也是。往生活里加入神秘学,与在生活里加入酒精,尼古丁,纹身,小说,加入恋爱体验,似乎也没什么不同。
希雅是我的高中班花,漂亮动人,又沉默寡言,一心想去法国学电影。最近一段时间,她一直在朋友圈发广告给人算塔罗。她有很类似的表述:“我希望人生是一场戏剧,而不是彻底的现实。神秘学里有一种轻巧的叙事性,轻巧的戏剧化。”
我们约在西湖边一家有基督教会背景的咖啡馆见面,她在南山美院里开另一家咖啡馆,“脑子一热就入了股”,上一份工作则是在美术馆做艺术策展。疫情期间,咖啡馆生意惨淡,她每天泡在店里看书——最近在读叶芝的《幻象》、石黑一雄的《莫失莫忘》,偶尔也接单给人算算塔罗,还在计划过两年申请去法国学电影。
希雅做过最骇人听闻的事,是本科抑郁最严重的阶段,她尝试跑去冰岛自杀,因为她希望能“设计自己的死亡”。最终她被人劝住了,因为“冻死会有一个脱衣现象,最后你会觉得热,会把身上的衣服都脱掉,然后你的身体会很肿,并没有想象中浪漫”。
我开始想,神秘学的爱好对她们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她们身上有一种飘忽的气质,谈论死亡司空见惯,宿命、宇宙、能量,这些宏大的词汇包裹着他们, 她们也常常罹患情绪障碍,但那种情绪障碍经常令我觉得混沌,好像落不到具体的地方。
从好的方面来说,她们充满魅力,善于表达,思维天马行空,不走寻常路。最重要的是,她们条件优越,可以选择这样或那样的生活。现实压得人喘不过气时,她们有地方可逃。研究神秘学,也是她们诸多魅力光环中的一项。
我很喜欢她们,某种程度上,我们也可算是同一类人。但是,我自己也需要反思的事是,当“浪漫”成为一个可以焊在身上的标签时,事情还足够浪漫吗?
爱好神秘学的年轻人
即将进入体制
做这个飘忽的选题,贯穿我研究生生涯的最后一年。
我是个不怎么焦虑的人,也不怎么社会化。大环境如此糟糕,打开公众号推文列表,到处都在讲大学生就业难,有朋友海投了快一百份简历,但我也什么都没做,就让整个秋招季这么过去了。毕业作品写不出来,我就申请了延期毕业,然后开始了社会时钟之外的生活。
陈灯是我因为做这个选题而认识的朋友,这一年我们时常在一起。介绍我们认识的朋友跟我说:这是位“真正的塔罗大师”,算得特别准,你一定要找他算一次。
我们住同一个宿舍区,第一次见面是为了这个选题的访谈。到了黄昏,万柳宿舍小花园上空回荡着一些飘渺的歌声,旁边的小学临近放学,孩童的打闹声与体育老师的哨音此起彼伏,像一口喧嚣的锅。
我们的聊天内容就和当时的背景音一样虚无缥缈。他是彝汉混血,西南人,在原生态的山水间长大,家乡盛行各种巫术仪式,比如用活羊招魂,在回魂夜迎当地的“鸡脚神”。他相信万物有灵,宣称自己能看到死去的小动物的灵魂,能感受到别人怀孕。除了占星、塔罗,他也会给人做辟邪水晶,还懂一些解梦。
学校里有和他关系很好的小猫,经常出现在燕南园。他说有一天,他看见那只猫,很反常,趴着,摇尾巴,晒太阳。他觉得不对,回宿舍就去翻流浪猫保护协会开发的小程序,那上面会记录每一只猫的状态,结果发现——“它已经去世了”。
聊到一半,陈灯打断我,没头没脑地问:“你是去点过痣吗?”
我说:“没有啊,我就一颗痣,没有点过。”
陈灯玄而又玄地说:“刚才有一瞬间忽然觉得,你好像有什么地方被改变过。”
实际上,他说准了。我虽然没有点过痣,但是我割过双眼皮,还用拔八颗牙的代价矫正了颌面,个性也发生过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也许这是一种作弊的方式,讲一句放之四海皆准的话,让听者自己去对号入座,但在我身上真的蒙对了。这让我一瞬间相信了他真的有某种能力,可以通过人的具象形象,看到人的抽象形象。
这次访谈使我和陈灯成了朋友。日常生活里,他并不总是神神叨叨,而是个善解人意的好友。我找他做访谈那天他在准备选调考试,后来他确实考上了家乡的公务员,他这么解释自己的选择——“回到那片土地上自己的灵力会更强”。
但他显然不是一个拥有“体制内气质”的人:lgbt群体,有些drama但很善良,感受敏锐,情绪丰沛。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理解这样的选择,但我也在尽力调整自己的刻板印象。实际上他们也没什么选择,我想。
2022年上半年,也是我们在学校的最后半年,疫情反弹,高校被封锁。我并不太痛苦,因为我很喜欢我住的研究生公寓,麻雀虽小,五脏俱全。人们退行到大院时代,踢键子、打羽毛球、套圈、遛弯儿。那种感觉像是,外面风雨飘摇,我们偏安一隅。
陈灯夜夜带我逛小花园酒局。白天,小花园是做核酸的地方,到了晚上,做核酸的桌子就被酒瓶和烧烤串占满。认识的不认识的人,全都聚在那儿吃外卖聊天。保安间或过来赶人,使用一些很荒谬的措辞:“快走快走,这个地方全是病毒!”陈灯就在人群里高声回击道:“那来做核酸的不全感染啦!”顿时招来一片笑声。
后来我们干脆全天泡在小花园,在地上铺一块野餐垫,干一会儿活,打一会儿大富翁,躺着看一会儿树影里斑驳的阳光。晚上一伙人继续聚在花园廊下喝酒聊天,一开始全都不认识,过了几天就都熟了。
陈灯有时候在线上接了占卜的单,时间表排得满满当当,下不了楼——他的原则是必须在晚上算,因为塔罗借用的是星星的能量。我们在群里催他,他带着牌下楼。客户在手机彼端,我们就在边上旁听。客户有问要不要换工作的,有问何时才能脱单的,陈灯的声音柔和,不疾不徐,仿佛有镇静效用,可以抚平一切焦虑。
在这个局里认识的人,个个青春无敌,大家聚在一起讨论疫情、政治,讨论517国际不再恐同日,大学生手中的彩虹旗和彩虹口罩被保安收缴。这可能是我最贴近大学生活的时刻——那时候的万柳有种“人来人往都是客”的氛围,封校将大家紧紧地联结在一起,人人释放出比平时多很多的善意。我们在线下见面,交谈,感受彼此,共享同一种情绪。
后来我才知道,我在这个局里认识的人,有将近一半都即将进入体制——也包括陈灯。我想象他们在另一个环境里,也许会换上另外一副面孔,体面,温驯,言行得当。不会有人大谈特谈塔罗牌,也不会再有一个对lgbt群体如此包容友善的氛围,有些自我暴露当然能免则免。但我不会再有机会见到那一面,我只会认识万柳封校期间的他们。
去算命的人们
都想知道什么?
访谈了几个月,初稿始终无法往下推进。我意识到自己低估了这个选题的难度,用一位朋友的话说,这个题目“表面上的共性呼之欲出到不用写,深层次的共性又很难挖”。
一开始,我的访谈对象基本来自我的高中和大学,这两个环境盛产主流精英,他们看上去是其中的异端——爱好浪漫、追求自由,但实际上仍是隐形的得益者。我想,他们确实不能代表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。
另一个问题是,我和他们某种程度上都是活得过于“内观”的人,重视自己的精神生活远胜外部世界。在访谈中,我和他们聊了太多观点,这些观点引起我的兴趣,却脱离现实。
我想或许我应该离开我身边的群体,看看我没关注到的那个世界都在想什么。
一位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访谈对象,一位神秘学从业者。他叫利琦,40岁,圆脸圆眼镜,文质彬彬。2020年开始,他全职写占星公众号,每周更新星座运势,再通过公众号引流,做一对一咨询。到目前为止,他已经接过1000多个占星咨询案例。
“移民的,留学的,抑郁的,帮父母看病的,带孩子的,处理婆媳矛盾的,被老公逼成神经病的,什么样的人都有。”来做占星咨询的人是一座田野调查的素材宝库。我和利琦聊了两个多小时,听他讲了许多当代都市人的道德故事。
做占星咨询,其实更像一种心理咨询,利琦并不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件事的从业者。但最开始,他并没有多少给人做心理咨询的经验,不知道第一条原则就是“不做评判”。一个女生,和利琦年纪差不多,成为了介入他人感情的第三者,他当时很有原则地说:你这么做不道德,我不建议你这么做。女生急了,很气愤地说:我不需要你评价我。
后来又有一个咨询者,喜欢同部门的一个已婚男生,两人偷偷摸摸保持地下情。一段时间后男生离婚了,却仍不肯和这个女生正式在一起,找理由说:我刚离婚,不想就这么快进入新的关系。这个女生来咨询了三次,反反复复,都是这件事。利琦觉得这个女生只是被耍了,但无论怎么说,对方总不能理解,问来问去都是“我怎么才能让他喜欢我”。
还有的人只是需要一个说话的地方。一个重庆女人,从孩子的学业聊到老公小时候的故事,又聊到她和婆婆的相处,咨询开始了半个多小时,利琦一直没能开始讲解星盘。
男人在出轨,女人在算命。那男人都来算什么呢?利琦说:来占星的男性,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话少,直来直去,只问事,多余的背景信息一句也不提。有的人甚至就问:我学位证、毕业证找不着了,你告诉我在哪。另一类男生喜欢问宏观的东西:未来十年二十年,每一年给我讲一下。
看盘是了解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的机会,“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交集,没有芥蒂,所以有啥说啥。在哪里还能听到这么多真实的声音呢?”
我还访谈了另外几位从业者。算塔罗的客户中年轻人居多,其中算感情问题的比例达到90%以上。算风水命理的主要是“准中产阶级”,他们走到人生的中间点,喜欢问时间规划,即我应该把人生的时间花在哪里:这个项目值不值得我去投资,我要不要跳槽,要不要换城市发展,要不要行业转型,即便问感情,也是“这个人值不值得我去投入精力?”
总的来说,这座素材宝库再丰富,也是有限的。人们感兴趣的话题,莫过于感情、事业、钱财三大块。
不得不说,离开身边的群体之后,我对所谓更大的世界充满失望。人们在意的事如此功利,如此中产。疫情三年了,难道没有人关心一些更重要的问题吗?还是说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,早已不需要借助占卜,人们闭着眼睛就能说出答案。
一个访谈对象加入过一个业余小算命师的交流群,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,就业难、失业增多,客户关心的主要问题从情感类转变为事业类。但在他们的算命师交流群里,应对这类问题有一套统一话术,叫作:“静观其变”。
真的有人靠神秘学全面指导自己的生活
小白是我半年后在微博上找到的访谈对象,她不会成为利琦的客户,因为那太昂贵了。实际上,她连淘宝上的占卜师都不找,只找闲鱼上的,便宜的时候十五二十块,贵一点的五十块一次。
她或许代表了相信神秘学的最大多数年轻人:既懒得研究其中深奥的原理,也不创造一些特别的视角来自我包装,只是单纯需要一个做决定的依据。
互联网神秘学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,龙女塔罗、陶白白、白桃星座、Alex是大叔,这批知名博主up主,汇成小白生活里的信息洪流。她有一个五六个人的姐妹群,每周到了某位博主的更新时间,就有人掐着点把本周运势转进群里,“好像一种固定的仪式”。
我虽然研究,却并不将自己的生活百分百构筑在神秘学对指导之上。我没想到真的有人靠神秘学全方位地指导自己的生活。
生活里大大小小的事情,小白都会通过算命来决定走向——星座运势、线上抽签、抛硬币、闲鱼占卜师。高考选志愿,考会计职称,与恋人表白或分手,乃至要不要与某人成为更深一步的知交好友,她全都要依靠算命才能做出决定。传统塔罗认为人在短期内不能重复占算同一件事,否则会影响结果的准确性,小白却常在一周内连着找不同人算很多次,然后选最好的结果相信。
就连高考这样的大事,她也找人算了塔罗,才决定自己是否要去参加。但是小白在这件事上耍了小小的花招。大多数时候,她只在线上看运势。但这次,她专门去闲鱼上找了占卜师来算——她心里很清楚,假如对方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,面对这种情况,多半会倾向于鼓励她,而不是泼冷水。果然,闲鱼上的女占卜师告诉她:如果你去参加高考,会有一个好的结果。
小白去考了,她在湖北武汉上学,户籍所在地却在陕西。那时是2020年,从武汉去陕西需要中转,有隔离的风险。再加上她高中只读了一年半,另外一年半都在休学,重重阻碍,任何一环都有可能使她放弃。但她还是去考了,最终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。
落差很大,可见占卜师说得不准。但她本身想要的也不过是一种心理暗示而已,目的早已达到。
“不是说占卜告诉我一切最终会有个好的结果,所以我要去做,不是的。”小白说,“占卜只是给我一种走出家门的勇气而已。”
“那算出来的结果不好怎么办呢?”我问她。“那我可能真的会放弃”,她很干脆地说,“这样我就可以给逃避困难找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借口:是老天爷告诉我可以放弃。”
我觉得小白在“借力”这件事上玩得炉火纯青,她很狡黠,很清楚自己潜意识里的小游戏。占卜是一层表壳,裹藏在其中的是她真实的意志——但我们只是平凡软弱的普通人,真实的意志时常虚弱摇摆,不够有力量,必须使用某种外力去加固它,才能使它真正地贯彻下去。
在所有访谈对象里,小白最特别,因为她最“普通”。她反复向我强调自己的平凡,“样貌、身材、学历、聪明才智,在社会评判体系里通通不出众”,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“会讲笑话”。
但她的出现成为那根把我拉回现实世界的绳索,我很喜欢和她聊天,她总在诚恳地解剖自己的生活。
小白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离开她,去到深圳的工厂打工。她跟着爷爷奶奶长大,异地求学。两位老人对她要求严苛,考了第二名,会被指责为什么不考第一名。初中时,她饱受校园霸凌之苦,一直持续到高中,她被诊断出双相情感障碍。
小白说,后来她彻底变成了另一种人:那种即使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把握,也不敢踏出半步去尝试的人。
神秘学似乎成为了她唯一可以抓住的浮木,用来帮助她克服自卑和怯懦。但是她耻于向别人承认,因为那显得自己好像没有受过以无神论为基础的现代教育——这一点与我身边的朋友截然不同。“但其实很多人都是走投无路才会信这些的。”她反复向我强调。她在日记里写:“当努力没有,我只能信命。”
在小白之后,我又找到了一些和她相似的年轻人。
英姿毕业于一所效仿衡水体制的高中,她和很多同学一样,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“私人哲学”。
英姿的方式是,她给每一个细节赋予“幸运”的意义。锁门的时候,如果一下就锁上了,幸运;一样东西丢了,如果又重新出现,幸运;晚自习时忍住了没有和同桌聊天,幸运;每一次累计,都指向最后的幸运。她觉得快乐和痛苦是等量的,在此刻多积攒一些痛苦,就可以给未来多省出一些快乐。在这套自娱自乐的小游戏里,她熬完了高中三年,从这个环境里幸存了下来。
晓畅也和自己玩这样的小游戏。“下一秒让我看见绿色”,她对自己说。睁开眼时,目之所及之处如果真的有绿色,那就意味着愿望会实现,好事会发生。这是多么节省成本的许愿仪式。大多数时候,你都可以如愿以偿地在这个拥有微小随机性的仪式中收获信念感。
晓畅在疫情下谈着一南一北的异地恋,每每为了见面问题焦虑无比。航班无限推延,学校的封锁政策又不近人情,晓畅在微信上求助自己会算命的朋友。第一个朋友没有及时回复,第二个朋友回了,说,一切会如愿,现在走比推迟走更好。没多久,第一个朋友也回复了,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,建议她推迟出行时间。晓畅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好的那个结果,为的也是信念感。
“信念感”,他们很频繁地使用这个词,人活着是需要信念感的。生命中的难点太多了,疫情甚至都不是最大的难点,绝大多数提供信念感的途径都失效了。但人的创造力有多强,总可以自己为自己制造出一些往下走的希望。
信命或不信命
我们一样迷茫
写作这篇文章的四个月,我的生活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。
“梦幻万柳乌托邦”结束了。因为延毕,我给自己争取到一段额外的学生时光。我从学校搬了出来,与朋友合住在一间两居室的老房子里,从夏天到秋天,我一遍一遍地修改这篇稿子。
明明只是篇无足轻重的小稿子,怎么会写起来会这么难,每天我都对着文档绝望一遍。眼睛快要瞎了,语感是几乎没有,写不出有意义的字句,时不时刷手机,还要被糟糕的新闻两面夹击。我只是想把这件事做完,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对自己说,但是稿子改了一版又一版,仍然距离成稿遥遥无期。时间平滑地流过去,我对它失去了感觉。
我感觉到精神世界的虚弱,生活里处处是漫长的空白。我意识到我常常在一周过去的时候,完全想不起这一周都发生过什么。
十月份,国庆假期回家,我准备去隔壁城市找好友阿慌,试图往死水一样的生活里丢几颗石子。
整个20年与21年,我都在与阿慌一起研究星盘。在星盘里,我俩是“命之星”的关系,这意味着生长环境与理想目标的相似。阿慌说我是“写作朋友”,读研时,我们常在一起写小说。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,都不在意很多事,比如金钱、社会地位、户口、房子,还有所谓稳定。
她比我早一年毕业,在上海的新媒体广告公司工作了半年,短视频方案修来改去,每一版她都不喜欢,很快就辞了职。几个月后,她给我发来二线城市的一家寺庙的招聘广告,第二天她就坐在去那座城市的高铁上。
我理解她为什么选择这份工作。那里工作清闲,让人平静,可以接私活做自由撰稿人,又有机会推进自己的小说。她在小说里常写逛寺庙的情节,去那里生活一段时间,原本就是她的素材。就像作家陈春成拥有一份泉州植物园的工作,私下里又可以写出《竹峰寺》这样的作品。
晚上我们沿着江散步,南方入秋后的湿冷空气对我来说久违了。阿慌说,平心而论,这并不是份有趣的工作,一份寺庙内部非商业刊发的杂志,收到的投稿多数来自那些被我们称作“老法师”的中年人,她最难以接受的是神神叨叨的民哲论文,但也得硬着头皮发。
我意识到我们遇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困境:日子和日子之间的界限变得很模糊,输出和输入的欲望都在变淡,生活没有明确的目标,什么都没做就觉得困倦,常常在床上一睡就是一整天,醒过来的时候发现窗外天都黑了。
我想起她以前在小说里描述过的“软塌塌的、面粉团一样的日子,揉捏不出形状”。
我们在她家里找出了两套牌,一套是塔罗牌,洗开却发现没什么想问的,“确实没什么迫切想要实现的愿望”,阿慌说。另一套是朋友送给她的问题卡牌,里面充斥着各种灵魂拷问,譬如“你的精神寄托是什么”“你为什么而活着”“你希望70岁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”,我们发现自己对大多数抽象问题都已经失去了作答能力。尤其是“你的精神寄托是什么”,我们俩面面相觑,列举了一些可能的答案,然后一一排除。“真的没有了。”
在阿慌家的几天,另一个朋友小王打电话来。她在另一家媒体工作,做一个去寺庙祈福的年轻人的选题,找阿慌做采访。她俩聊完后,我们三个一起视频通话,我说我可能要写到她们。
如果说阿慌是我的星盘研习伙伴,小王就是我最不信命的朋友。本科时她住在我隔壁宿舍,对我们宿舍的神秘文化完全不理解。
小王的爷爷会算命,在她出生时给她详细地算过一卦,结果就夹在家中书架的某个文件夹里,她至今没有打开过,因为她不想知道。去庙里她从来不拜,因为她不知道拜了会发生什么,所以“想离那个场域远一点”。
小王的人生信条是“命运要掌握在自己手里”,初高中时她努力读书,大学时参加学生会,号召大家拍片,搞话剧比赛。大多数女孩会经历的外貌焦虑,她视若无物。四年里,我眼见她的头发越来越短,从中长发,剪成鹿晗头,再剪成菠萝头,最后干脆剃成了寸头。
2019年下半年,我开始读研,小王在gap year,一边准备申请,一边频繁地找实习。几个月后,新冠疫情在世界范围爆发了。她在出国读书与留下工作之中选择了后者。赚钱很重要,她一直和我强调。
她是个实心人,我后来想,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原因。“要做忙碌的人、被需要的人、有能力的人”,她在23岁的时候说。
小王开始算塔罗是因为我。她有一个促狭的爱好:找茬。大三时我刚学会了一些塔罗的皮毛,她常常故意找我用半吊子水平给她算塔罗,然后证明不准,抱着看笑话的心态全程观摩。
这个习惯延续至今。小王最近一次找我算命,算的是事业,想知道这两年会不会有代表作。我们抽到了逆位的“命运之轮”,这张牌出现在牌阵中用来解释当前困难阻碍的位置。我如今已经精通阐释学的奥义,我说:你看,代表邪恶的蛇出现在画面的上方,代表生产和秩序的神却被转动到蛇的下方……可见你现在在事业方面遇到最大的阻碍,就是一个向坏的方向徐徐下沉的世界。
她说:我只能说,看来你的解牌能力是真的进步了,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
去年,小王放弃了拿到三倍薪水的机会,回到传统媒体行业写稿。这是她认可的事:感受,记录,建立联结,作为微小的齿轮嵌入世界机器。但现在,她觉得自己活得像一只被压瘪的易拉罐。有价值的选题不能做,她写年轻人去寺庙求上岸的稿子,里面的年轻人给自己寻了条最隐忍最善良的出路,但因为涉及宗教,文章在大号上甚至过不了审。很偶尔,她遇到非常真诚的采访对象,聊到的事通通不能写,必须自我阉割,“我配不上她的真诚”,她一边喝酒一边说。
最近她也没有那么不信命了,“因为越活越意识到,很多事情是人力无法改变的。”
她对自己的人生曾经有过清晰的规划,和英姿一样,她在读书时也习惯用延迟满足来考验自己,相信当下这一刻的忍耐可以换来未来长久的光明。但事到如今,早就没有有价值的事可以做,退无可退,必须直面最惨淡的现实。
为了写稿给她打电话,我问,痛苦源自何方。她很认真地回答这个问题,“我前二十年对社会所有的理解,和对未来所有的想象,其实都是基于一个非常短暂的历史窗口期之上的。我对未来五十年的人生没有任何判断力,而那个窗口期也许真的关闭了。”
在不可控的世界里
夺回一些微弱的话语权
整个国庆,我总共计划了两次回京,两次都被弹窗,直到十月下旬才得以成行。有人说弹窗是门玄学,“当你动了想回北京的念头,它就会弹”。那有没有人会想到为弹窗算上一卦呢?假如算出来真的是“不宜出行”,那弹窗就弹窗吧,我也认了。
我想,神秘学这套看待世界的方式能给人带来慰藉,因为它能帮你找到痛苦的原因。比如人们常挂在嘴边的“水逆”。发生了任何糟糕的事,你都可以归因于“最近水逆”。当人们无法解释发生过的一切时,很容易陷在痛苦中无法自拔。但只要能找到有迹可循的因果链条,跨过去就比想象中轻松很多。
我的另一位同学,阿慌的室友,也研究神秘学。她对八字命理更感兴趣。读高中时,她的家庭发生变故,父母双双出轨。这件事父母一直瞒着她,直到高考结束,才骤然宣布离婚。她一度以为自己拥有幸福美满的家庭,一夜之间美梦破灭。她开始研究神秘学后,发现自己的紫薇命盘里,父母宫有“破军星”——这明确地预示了她会家庭不睦,“反而让我有一种是我的就该是我的的感觉”。
陈灯也曾经绘声绘色地和我讲过他如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通过解梦和塔罗牌算出了前男友出轨。“当坏事发生时,我早有预料。”听这个故事时,我在心里默念道。不要小瞧这句话。我们阻挡不了坏事的发生,却拥有解释坏事为何发生的权力。这种预知显得你不是一无所有。你有力量,即使这种力量螳臂当车。你不需要别人的同情,你不是那个无辜地等待命运降临的可怜小孩。
这是一种虚弱的控制感,聊胜于无。但凡一件事还由得自己控制,就不至于绝望。这或许是神秘学可以成为“新型心理咨询媒介”的原因之一,它能让你好受一些。
希雅、陈灯、小白,他们都在访谈中提到过身边人的死亡对他们的影响。神秘主义的倾向似乎能让人面对生死的态度更宽广,这使我羡慕不已。在他们的世界里,人和人散了还有机会再聚,就好像那只死去的白猫,仍能在陈灯的世界里懒洋洋地晒太阳。
“我能掌控这一切吗?”“我拥有多大的力量?”这是一种近于母题式的发问。人们总想把命运攥在自己的手里,但真实世界是随机的,我们将它秩序化,在不可控的世界里,夺回一些微弱的话语权。
但是,对生活进行阐释是一种特权。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发明千奇百怪的理论,为自己辩护,或为自己寻找意义感。神秘学对大多数人而言,或许只是转发锦鲤,研究陶白白,烧香拜佛,求签问卜,他们在生活里找不到除此之外的任何抓手,只能祈望神祇的降临。还有些人,连这条提供信念感的路径也没有,他们环顾四周,却发觉空无一物。
文中陈灯、利琦、英姿为化名
作者———于友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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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——于蒙 顾问—王天挺
视觉——梁爽 插画——陈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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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品人/监制——曾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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